男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个子很矮，腰弯着，脸上的皮肤，像是核桃皮，又粗又糙，两个眼睛，浑浊着，脸上的表情，是木讷的，见了人，也不会主动打招呼，只是傻傻的笑着。

村支书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莫，省委王书记看你来了。你还不快说谢谢！”

那叫老莫的男人连忙笑着说：“好，好，共产党好，政府好，感谢政府，感谢领导。”

话说的挺顺溜，和电视上经常见到的差不多，估计他一年到头，都要说上那么几次，多次排演过了。

王一鸣和他握了握手，他的手粗糙的要命，握着像是握住了一个树根。握了一下，后面陪同的省扶贫办的主任，连忙把一个用大红纸贴着的信封，递给王一鸣，信封上写着“慰问金伍佰元”几个字。

王一鸣把信封交到老莫手上，老莫一眼就看到五百元几个字了，心里一激动，腿就软了，立马就跪了下来，向王一鸣和大家，磕了一个头，嘴里说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王一鸣连忙把他拉起来，老莫站在旁边，手还在激动的发抖，后面的同志，忙递过来一桶花生油，一袋米。老莫抱着东西，脸上乐开了花。脸上的皱纹，拧成了一道道的沟壑。

王一鸣看着老莫，心里是五味杂陈。他想起鲁迅写的文章，说我们中国人，是很容易做奴隶的，有的时候，当了奴隶，还很欢喜。假如有一种势力，不把人当人，等同于牛马，或者连牛马也不如。突然有一天，你给他一个牛马的价钱，那许多人，就要山呼万岁了。这个老莫，已经被贫穷的生活，折磨的没脾气了，得了这一些好处，都欢喜的要命。想起了每年春节前后的电视上，做大领导的，都要下去，给谁送了一些东西，基层的老百姓，都是欢天喜地，这样的把戏，演了一年又一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一个套路，领导们一届一届的演，老百姓一年一年的跪，真是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时代。假如鲁迅先生活着，不知道当作何感想！

电视台的记者忙把这个镜头拍摄下来。

王一鸣又走进屋子里，抬头看了看，梁柱上挂着一串串的玉米棒子，屋里几乎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几个破木凳子，一个破木桌子，上面连油漆都没有。在屋子的角落里，几块石头上，架了一个铁锅，旁边放了几把柴火，两个塑料盆，里面放了几个碗，旁边一个塑料桶，里面有半桶水。

一个瓦缸里，放了半缸米。靠墙角的地方，放了一张木床，上面有一张草席，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堆着几个棉絮。上面还有乱七八糟的几件衣服。

这些就是这个叫老莫的男人，全部的家当了。

王一鸣问旁边的村支书说：“他就一个人？”

村支书说：“是，老莫是个五保户。年轻时结过婚，但女方受不了我们这里的穷，没多久就跑了。”

王一鸣问：“像这样的情况村子里有多少？”

村支书说：“多了，附近三个村，光是没老婆的光棍，就有三十多个。本地的女人，知道这里的生活条件，不嫁本地人，她们都千方百计，去了城里或者外地。外地的女人，被骗来了，到这里实际一看，也受不了，呆上个三五天，十天半月，就跑了，太穷，大部分的男人，一辈子找不到自己的老婆。在这里，再丑的女人都是宝贝，在家里说话都算话，男人都要看着女人的脸色说话，因为她一走，你再也找不到了。”

王一鸣问村支书：“你是不是也听你老婆的？”

村支书说：“那肯定了，在这里，女人是领导。”

大家听了，都哈哈笑了。

又看了几家，大同小异。能住的上砖瓦房的，都是好样的了。

大家看了这个村，又上了车，往前走了一公里，又到另一个村子里看了看，这个村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里，进村要翻一个个的丘陵，看着是不远，真正走起来，趴高上低的，也需要半小时。王一鸣戴着草帽，浑身都湿透了。王礼在旁边，到处拍照片的兴趣也没有了，脸上热的，都是汗水。边走着山路，边说：“真热，真累！”

王一鸣说：“你什么都没扛，脖子上就挂着个相机，还嫌累。你看那些扛米拿油的乡干部，还有那些扛摄像机的记者，人家才真累。”

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住的只有五六户人家。到了几户村民家，看了看，发现家家几乎都是家徒四壁，王一鸣把慰问金和所带的食品发给他们，他们都是一个劲的千恩万谢，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

王一鸣问旁边的村支书，说：“为什么不搞点养殖业？”

村支书说：“交通条件太差了，前些年，村民养殖的猪，赶到山下想去卖，走着走着，连猪都累死了。外面的商贩，也不愿意到村里来收购，就是有东西，也运不出去。实在是没办法。”

王一鸣又看了看他们村子的选址，在一个上坡下，要是一旦发生了泥石流，就是出人命的大事。于是对村支书说：“还是要尽快搬迁，到山下，交通方便的地方，重新建新村。”

村支书说：“还是钱的问题，再说下了山，没有地了，这些人更没办法生存，现在他们好歹一个人还有一亩多地，虽然是山坡地，但还可以种些庄稼，够半年的粮食了，到了山下，地丢了，更难办。”

王一鸣问旁边的省扶贫办主任，说：“像这样的边民，全省有多少？”

省扶贫办主任说：“有十二万多人。”沿边境的四个县，都有这种情况。省财政这几年，年年都在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但由于我们是落后地区，财力有限，短期内，还不能完全解决边民的搬迁问题。

王一鸣问：“要彻底解决，全省需要投入多少钱？”

扶贫办主任说：“这个还没有算过？我们这样估计吧，连搬迁费用加上基本的生活补助，每个人两万元，就是二十四个亿，目前我们省里，拿不出这些钱。”

二十四个亿，在北京，确实不是大数目。我们国家，这些年，喜欢修建一些奇形怪状的标志性建筑，一座下来，就是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在这些面子工程上，国家似乎有花不完的钱，而一到具体的关系到弱势群体的生活补助上，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没有钱了。这真是个怪圈。我们有钱办大型运动会，开没完没了的这旅游节，那博览会，一个歌星，上台一嗓子，就是几十万。一台晚会，就是在最落后的县市，也拿得出几百万。胡折腾有的是钱，办正事就没钱了，这些当官的，王八蛋真多！

在回程的路上，王礼问王一鸣：“爸爸，这一次，我算是开眼界了，原来我们国家，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你想啊，一年才650块钱，他们怎么活吧？！不是比非洲的难民，还不如吗？听说他们当难民的，一年下来，就是靠联合国的救济，一天一个人，都有一美元的生活费了。换成人民币，一年下来，也是2500多元人民币了，比这些边民强多了。”

王一鸣说：“他们穷？你还没见过最穷的呢！我们国家，在大西北，在沙漠地带，还有一年下来，人均300多元的地方呢！碰上不好的年景，颗粒无收，就是负收入。”

王礼说：“那怎么办啊？”

王一鸣说：“能怎么办？只能靠救济了。”

王礼说：“我这就不明白了，电视里天天说，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都增长几十年了，我们的人民，怎么还那么多穷人呢？大街上到处都是乞讨的，流浪汉多的是，穿的破破烂烂的，披头散发，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没有一个机构，收留他们，还有那些看不起病的，在街道上等死的，我前几天，和妈妈上街，就捐了几十元钱了。真是救不完的穷人。我看那些外国人，看了这样的情况，都狐疑不解，他们搞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怎么和电视里说的，差别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