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世好还有他的私心：你胡文轩如果得不到上面的满意，我跟着你混也是瞎混，我跟你好归好，但不能让上级组织部门领导对我有不好的印象。

按照干部交流的规定，自己除非主动申请改任人大或政协副职，否则要交流出去，如果上面对自己没有好印象，交流出去也没有好地方。

他斟酌着说：“根据我在组织部门这些年的经验，如果李中华同志确实与这期案件没有关联的话，我们与上面打报告也不会被理睬，我们还落得挨批评。”

胡文轩没有好气地说：“你非得打正式报告吗？从电话上口头报告一声。”

仇世好说：“干部提拔这么重要的事情任何电话都不起作用。”

胡文轩本来是打算要把是否同意向上面报告暂缓批准李中华的任职在常委会上表决的，听到与自己向来在常委会上的同盟军仇世好这样说，知道把报告打上去也没有用，而且表决的话万一自己占了少数票对自己的威信也有影响，借着仇世好的发言说道：

“我们在座的人当中，仇世好同志最有发言权，他这样说了，李中华同志的事我们就别再议了，省纪委和检察院尽快派人下去，由吴佩启负责牵头。”

吴佩启是省wei常委、政法委书记。他推辞道：“纪委房书记是常委，我也是常委，常委单位参与我牵头不合规矩，还是由房书记牵头为好。”

胡文轩感觉着几乎所有常委都与他意见不一致，似乎想着脱离他的掌控，强硬地说道：“房书记是党委口、检察院属政府，他牵头也不合适。”

俞林峰说道：“政法系统和纪委都属于胜利同志分管，我看胜利同志多辛苦一点，负责牵头。”

房征明和吴佩启两人几乎同时说：“我同意。”

吴佩启又加了一句：“既然是联合调查，省公安廳也派两名同志靠到案件上，调查结束后，他们内部也知道事情的真象。”

胡文轩的脸立时变长了，“就这样吧，散会！”

作为牵头人，周胜利不能对自己所要牵头调查的事情一无所知。

回到办公室，他给程铁民去了个电话，问他：“有来信反映你们滨海区公安分局内办案当中死了人你知不知道？”

程铁民回答说：“办案中致证人或嫌疑人死亡是重大事故，县区局应在医院宣布死亡的两小时内报市局，市局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报局长。我现在还没有接到报告。

领导说的是不是上个月滨海区分局的行政拘留所里一个被执行拘留人员心脏病发作在医院没有抢救过来的事情？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在把那个被拘留人员送医院抢救的时候就通知了他的家属，医院宣布死亡的时候他的家属也在现场。”

周胜利问道：“他有多大年纪，是因为什么被拘留的？”

钟铁民回答：“他是酒驾，年纪不大，四十一还是四十二岁我记不准了，但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是医生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的？”

“是他家属说的——医生在抢救过程中问过他家属。”

“他死后家属有没有闹事？”

钟铁民说：“这个，分局的报告中只写了他家属现场在医院开的死亡证明上签了字，闹事没闹事从报告中看不出来。”

周胜利分析道：“如果没有别的人在公安局内死亡，来信反映的有可能是这件事，不知道反映问题的人是不是死者家属。”

当天下午，纪委、公安和检察院三家的六名工作人员按约定来到了周胜利办公室。

三家单位每家来了两人，都做好了立案或接收案件的准备工作。

纪委来的两人均来自负责公安系统纪检工作的第二检察室，负责人叫修建国，检察室副书记；省公安廳的二人均来自政治部，负责人叫肖同业，是政治部下面的一个科长；检察院的负责人叫汲长存，是位正科级检察官。

修建国是联合调查组组长，带来了胡文轩所讲的来信的原件。

写信人署名郑义生，分析是化名，正义之声的意思。

周胜利对六人说：“文轩书记在常委会上突然提出来信的事，我也没有见过来信，建国同志先把信的内容读一遍，让大有都知道我们将要调查的是什么事。”

来信的措词很激烈，提到滨海市公安局的相关办案人员，每个人的名字之前都冠以“杀人犯”三个字。

信中所反映的事发生在一个多月前的一个下午，滨海区公安分局以参与偷盗的名义将一个叫吴正杰的本区公民抓到局里审查。

吴正杰不承认自己参与偷盗，被办案人员打成重伤后送进了看守所。

所守所与吴正杰同室关押的人员夜里被吴吴杰的呼救声喊醒，报告看守人员。

看守人员先是不予理会，在多位被押人员的一再要求下才同意将吴正杰送到医院。

但由于送得太晚，吴正杰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吴正杰死后，公安分局的局长亲自出面威胁吴的亲属，逼迫他们在医院出具的假死亡证明书上签字。

周胜利作为联合调查部门的牵头人这才知道所要调查的事件的内容。他对联合调查的人员强调，调查中客观公正，不带框框，不作假设，经得住检验。

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他听出住这封来信反映的内容假的多真的少，写信人郑义生不是死者的亲属，很可能是公安内部人员的化名。

从内容上看，看守所的看守人员无权决定在押人员离开看守所的监室，再就是死亡证明由医院里开，即便是公安人员致人死亡，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由局长出面安排医院出具死亡证明。

这两个方面明显带有编造的痕迹。

写信人对死者的亲属只写了与死者的关系，如死者妻子、死者母亲等，但对信中涉及到的公安人员职务、姓名都写得清清楚楚，说明他对死者家里了解不如对公安局了解得多。

为了不影响调查组的人员对调查结果的认定，周胜利对自己的分析没有在讲话中透露。

修建国带着联合调查组的五人事先没有打招呼，直接去了滨海区公安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