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报社人员纷纷向外流失的现象，也引起了报社领导的注意，他们开始下文，制定限制性措施，比如在报社工作多少多少年，才能调出。未经领导批准，擅自外出求职的，要以擅离职守处理，开除公职。已经分得住房的，收回住房。他们的这些条例，没几个人认真遵守。有关系的，照样调进调出。王志远仔细盘算了一下，出去了已经十几个了，几乎个个是业务上的好手。但出去了这么多人，对领导来说，也有一个大好处，空下了那么多位子，正好可以大肆安排人。王志远就感觉到，报社现在就像一个大集市，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出的人少，进的人多，一年一年，队伍在迅速膨胀，时不时的，就有新面孔进来了。这些人，不管学历高不高，业务好不好，但都有一个突出特点，和一把手都有一定的关系。

人多了，好多人没有正式的编制，都要靠报社自己挣钱养着。报社的收入本来就那么多，现在家大业大，当官的多，当兵的更多；人多，车也多，自然钱越来越紧张，原来月初就发的工资，时不时的要推迟的月底。到了月底，还是没钱，只好等广告款催上来了，凑够了工资，才发下来。就像一户人家，地还是那么多，但超生了一个游击队，平添了几张嘴，粮食就紧张了，弄成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好在黄小燕的单位效益好，她的工资高，两人在一起过日子，在这个小城市里，还绰绰有余，没有体会到紧巴巴的，过不下去的日子是什么滋味。

但张记者的出走，给王志远上了重重的一课。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看起来，人生的路有时候可以自己去闯的。不要什么都依靠别人，妄想着走捷径，拉关系，走后门，除了这个，自己就寸步难行了。一个真正有胆量的人，应该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勇敢地迈开大步，走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说不定就会柳暗花明，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现在，王志远只是还没有这个危机感，他新婚燕尔，正沉浸在二人世界里，体会人生的美好。生活的重担对于他来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他还没有深刻的体会到，什么是生活的无情、绝望，所以他如今，仍然在过着随波逐流的日子，没有觉醒。

一天晚上，他临时回办公室拿东西，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一位是钟哥，另一位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胖胖的，戴着副眼睛，王志远一看，认识，这是单位一把手林总编的大公子。

王志远偶尔在楼上打乒乓球时，见过他，知道他是林总编的儿子。这孩子还不错，见人挺有礼貌的，一脸和气，带着憨厚的微笑。刚来的时候，还是怯生生的，看到一张乒乓球台，已经被别人站住了，就不好意思的，站在一边，看热闹，眼里露出很是热爱的样子。

正在打球的报社员工，几乎个个都是非常有眼色的人，一看他上来了，连忙主动的站到一边，把自己打球的位置让给他。他也不客气，连声谢谢也不说，接过球拍，就一气打下来。别人都成了陪练的，一个一个，陪他尽兴，直到他打累了，主动扔下球拍为止。

王志远球打的不好，对这个也没有什么瘾，他就是觉得，这个公子哥的出现，把这里的气氛改变了。他一出现，大家都露出讨好、巴结的神情，似乎他老子是老大，他就应该是老大。巴结老大的儿子，给他留下个好印象，说不定他就会在老子的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日后自己就可能有提拔升职的机会。

看到同事们一个一个，都是那种讨好献媚的脸，王志远在心里感叹，这就是现实中的中国社会吗？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变得如此势利如此自轻自贱了呢？是什么原因改变了这一切呢！不这样他们就活不下去了吗？老天啊，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吧，这人都变成了什么样子了吧！

大家都这样，似乎约定俗成，比着献媚，讨好，不择手段，在这样的单位，要想生存下去，不随波逐流，又要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尊严，确实需要勇气和毅力，甚至还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不患得患失，因为无欲则刚。

王志远是这样做的，当然他也希望，像自己这样人越来越多，这样大家会把这种媚俗的风气改变改变，报社本来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然，这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因为王志远知道，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说你受过了高等教育，就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了。“文革”期间，戴眼镜的和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就被不识字的老百姓称为知识分子了，其实这个说法太宽泛，按王志远的理解，报社这么多人，别看有本科文凭的一大堆，硕士也有好几个，甚至有人是高级职称，都是这记者、那编辑的，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