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氏集团在北海注册成立了海蓝科技集团公司，下设与北海省电力公司合作的海蓝风能发电公司、吸收了海安当地部分渔民入股的海蓝水产养殖公司、海蓝生物科技公司等六家分公司。

在用人上，集团董事长苏小妹一改父亲优先使用本家族成员的做法，任人为贤，提拔跟随自己多年的婌婕为集团副总裁，聘用了从海军部队转业、自谋职业的小黑的妹妹小妹为董事长秘书。

经过三年的发展，海蓝集团集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百亿资产的北海省著名民营企业。

江海苏氏集团公司仍旧保留原名，与海蓝公司是两个互不隶属的独力法人，苏小妹却是江海苏氏集团的副董事长。小黑接替了苏小妹叔叔的位置，担任了分管生产经营的副总裁。

苏小妹的姑姑自打儿子死了之后，辞掉了公司的所有职务，每日里跟着一伙老头老太太游山玩水，享受生活。

现在的江海苏氏集团里面的管理层，苏家人已经不多见了。

苏氏集团“苏氏”的名称还在，但已经是一个摆脱了家族束缚的现代企业了。

省長办公室里，周胜利听取着北海省国资委对纺织工业总公司现状的工作汇报。

北海省沿海土地含碱量大，在传统农业中棉花种植较多，新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了几家国营棉纺织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这些棉纺织厂大多陷入了亏损状态，有的已经资不抵债。改革中，当时的省wei省政府领导中有人提出来，北海的纺织业在国内也是有些名气的，企业改制当中几家纺织企业的国有性质不变，组成一个特大型的省属国有纺织工业总公司，以保持北海省纺织业大省的地位。

这些年下来，纺织工业总经公司的效益一直不佳，在国内市场上被众多小纺织企业打得无招架之力，市场越来越萎缩，车间机器时开时停，工人的工资时有时无，精神状态不佳。

企业效益差留不住人才，公司内的技术、生产、经营骨干经常出现辞职现象，有的岗位上一年换三次负责人。而每出现一批从公司内辞职的业务骨干，不久之后海安市内便出现一个或几个民营纺织厂或公司。

因此，省纺织公司被讥讽为民营企业孵化器。

十几年来，政府作为企业资本持有人没有收到一分钱的红利，反而累计投入了十多亿元资金为企业“输血”。

围绕着这些企业是砍还是留，省领导一直争论不休，主要领导也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周胜利担任省長后两方面建议都听到过，现在他的省長任期已经过了半届，不论自己还能不能继续留任，他都不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届。

于是有了省国资委领导来汇报的一幕。

说起问题的根源，国资委领导们异口同声，“体制问题。”

企业虽然从名义上已经取消了行政级别，但作为省属国有企业，副总经理以上都是省里下派，派来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都是正廳级，党委成员都是副廳级。

这些廳级企业领导，年纪大的拿着比在行政单位高出近十倍的年薪工资，把这里当成退休前的最后一站，抱着养老的心态，不想打破企业的现状。

年纪小的企业领导把这里当作跳板，正处来任副廳，副廳来任正廳，过度一年便想着离开。

决策层领导报着这样的心态，再加上习惯于用在行政单位里的工作方式管理企业，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角逐中难有胜迹。

国资委主任在汇报中给他讲了自己在调查中遇到的实例：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姚伟刚从行政单位副职被公布企业正职，工作中遇到难以决断的事还习惯于推逶。

有次一个副总向他汇报了一项工作，说下面的人两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他支持其中的种意见，请董事长拍板。

他的思维还是停留在行政单位工作时，认为两种意见支持任何一种都会得罪持另一种意见的人，对副总说：“这年事先放一放，我们再研究研究。”

副总当时就把他顶得没有话说：“你是主要领导，我是分管领导，咱们两个都在，你还要与谁再研究？”

他们还指出，公司高层和中层干部因大吃大喝和贪污受贿违犯党纪国法的现象严重，一个公司领导层不到十个人，每年都有受到处分或进去蹬机子的。

姚伟刚前面两任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一任现在还正在蹬着机子，一任受了处分降了级。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员工素质低。

周胜利怀疑地问：“国有企业进人严卡学历，还要进行考试，民营企业进人老板说了算，应当是国营企业的人素质要高才对。”

一名副主任说：“我们不是经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我们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考公务员、事业编制考不上，又不愿意到民营企业去，就往国有企业里塞。

上面要求国有企业新进员工最低学历不低于大专，现在社会上的那些‘野鸡’大学，只要你花钱混足课时就有学历。

民营企业虽然进人没有上面的硬性规定，但企业不养闲人和废人，进人都是企业老板盯着，光有学历不行，还要专业对口，反正社会上有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他们有的是人可选。”

“全省民营的纺织企业有多少，他们的效益怎么样？”

周胜利把话题转向了民营企业。

“全省各地市都有，主要是集中在海安市区，得有几十上百家吧。”

他们是国资委领导，对民营企业掌握的较少，但对几个企业品牌名气较大的能够知道一些，因为他们自己家里人用的就是那些品牌。

送走了国资委的几位领导，周胜利把他们提出的省纺织公司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理了出来，认真思考着。

这些问题有的是内部机制的问题，有的是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

政府不可能去过问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问题，应当从宏观上把握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有企业如何管理。

这就需要政府知道企业希望政府做什么。

他对秘书说：“不要喊司机，咱们两个人去几家民营纺织企业了解情况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