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准备回东北的小城,潘子也要回他的小饭馆,林叔送我们到山口,给我们塞了好多茶叶,说:“以后有空,常来看看,茶园永远为你们留着茶。”
我和潘子点了点头,跟林叔道别,然后分道扬镳,潘子往他的小饭馆走,我往火车站走。
坐上回东北的火车,还是绿皮火车,哐当哐当的,却不再觉得难熬,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很平静。
回东北小城的绿皮火车依旧哐当哐当,窗外的风景从江南的青山绿水换成了北方的平原旷野,风刮在车窗上,带着点干冷的劲儿,却吹得我心里敞亮。之前压在心头的那些事,像被派出所门口的阳光晒化了的雪,没了踪影。
到了小城,我没再住小旅馆,用分的那笔钱在老巷子里租了个小院子,挨着菜市场,门口种了棵老榆树,把杂货店重新拾掇了一下,不卖别的,就卖些烟酒糖茶和日用杂货,正经做个小买卖。街坊邻居都是老熟人,看我踏踏实实过日子,也都乐意来照顾生意,日子过得不咸不淡,却比以前提心吊胆的日子舒坦百倍。
潘子回了南方的小城,开了家小饭馆,主打家常菜,隔三差五会给我打个电话,唠唠嗑,说说饭馆的生意,我也跟他说说店里的小事,俩人像亲兄弟似的,虽隔了千里,却总记挂着对方。
这样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入秋的时候,潘子的电话突然打过来,语气蔫蔫的,没了往日的精气神。
“川哥,我这饭馆算是开不下去了。” 潘子的声音透过听筒,带着点无奈的沙哑。“咋了?生意不好?” 我正给货架摆酱油瓶,闻言停下手里的活,靠在柜台上问。“何止是不好,简直是惨淡。这小城游客少,本地人就那么些,饭馆开了一家又一家,我的手艺也就一般,撑不下去了。” 潘子叹口气,“房租快到期了,我寻思着干脆关了拉倒,就是关了之后,也不知道干啥。”
我沉默了会儿,心里也替他着急。潘子这人实诚,做事踏实,就是没啥心眼,做生意确实不是他的强项。想了想,我开口:“那你想咋办?要不你来东北,跟我一起看杂货店?虽挣不了大钱,但安稳,够吃够喝。”
“算了吧川哥,我这性子,坐不住柜台。” 潘子又叹,“其实我琢磨着,咱哥俩以前也算是懂点老东西,不如去收古董?不是挖墓啊,就是去那些偏远的地方,收民间藏的老物件,倒腾倒腾,总比开饭馆强。我听说内蒙那边偏,村里不少老乡家里有老东西,契丹的、蒙古的,都是稀罕物,而且那边骗子少,咱凭本事收,不坑人,也不碰盗掘的活,你看咋样?”
潘子这话倒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我这杂货店虽安稳,但日子过得太单调,心里总有点空落落的。而且收民间古董,不是盗掘,不犯法,凭的是眼力见,咱哥俩从钱镠墓里摸爬滚打出来,看老东西的眼力还是有的。最重要的是,跟潘子一起干,心里踏实。
我琢磨了两分钟,一口答应:“行,咱哥俩就干这个!不碰墓,不犯法,就收民间的老物件。我这杂货店先托给隔壁的张大妈看着,她人实在,靠得住。你收拾收拾,来东北找我,咱一起去内蒙。”
潘子一听,立马来了精神,声音都亮了:“真的?川哥,那我明天就关店,买火车票去东北,咱哥俩说走就走!”
挂了电话,我心里也泛起点波澜,不是因为想挣多少钱,而是觉得跟潘子一起闯闯,日子能热闹点。第二天我就跟隔壁张大妈说了,她一口答应帮我看店,说就收点工钱,够买菜就行。我把店里的账理了理,留了点钱给她,又收拾了个背包,装了几件厚衣服、洗漱用品,还有之前看老物件的放大镜、小手电,都是老伙计了,跟着我走南闯北,没丢过。
三天后,潘子就到了东北小城。他还是那副样子,个子高大,皮肤黝黑,肩膀上的伤好了,就是还有个浅浅的疤,穿个短袖,露在外面。一见面,他就拍着我的肩膀,哈哈大笑:“川哥,好久不见,你这日子过得挺滋润啊,小院子收拾得挺干净。”
我笑着捶了他一拳:“别贫了,赶紧吃点东西,咱明天就动身去内蒙。”
当晚,我炒了几个菜,弄了点东北的小烧,俩人坐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边喝边聊。聊起之前的惊险,聊起武夷山的林叔,聊起陈二、赵强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咋样。潘子喝了口酒,咂咂嘴:“川哥,咱这次去内蒙,就踏踏实实收东西,啥歪门邪道都不碰,挣点安稳钱,以后就干这个了。”
我点点头,碰了碰他的酒杯:“就按你说的来,安稳第一。”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火车站,买了去内蒙赤峰的火车票,还是绿皮火车,要坐二十多个小时。俩人挤在硬座上,潘子嫌闷,总往车窗边凑,看着外面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又变成草原,嘴里不停念叨:“这内蒙就是不一样,一眼望不到头,风都比咱那边硬。”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草原,心里也感慨。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来内蒙。天是湛蓝色的,云是白花花的,草原像块绿色的毯子,铺到天边,偶尔能看到几头牛羊,慢悠悠地吃草,远处还有蒙古包,飘着袅袅的炊烟,跟江南的秀气完全不一样,透着一股子粗犷的劲儿。
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火车,又转了两个小时的汽车,最后坐了个老乡的三轮车,颠颠簸簸了大半天,才到了潘子打听的那个村子 —— 哈拉嘎村。这村子在赤峰北边,挨着草原,不算大,也就几十户人家,都是蒙古族老乡,也有少数汉族人,村里的房子都是土坯房,围着木栅栏,门口种着沙棘树,风吹过,沙棘果晃悠着,红彤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