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窦建德见到王世充派来的使者，读过王世充的亲笔信，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于是召集自己的谋士商议对策。

这个时候，魏征还在窦建德这里担任起居舍人，也就是夏王窦建德的秘书，为窦建德出谋划策的。

窦建德也知道魏征足智多谋，于是就问他：“玄成，你看这件事怎么办？”

魏征自然是不会给他出什么好主意的，他沉吟了一下说：“大王，岂不闻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道理嘛，这个时候我们袖手旁观最好。”

中书舍人刘斌是真心为窦建德出谋划策的，他对窦建德说：“大王，今唐有关内，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势也。闻唐兵悉众攻郑，首尾二年，郑势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强郑弱，其势必破郑。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者，莫若救郑。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郑，此常保三分之势也。若唐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

窦建德大喜，认为这是“良策”，于是就派人去洛阳，表示愿意援助王世充。

王世充一听窦建德果然答应援助洛阳，大喜过望，立即派遣他哥哥的儿子王琬和内史令长孙安世回访。

窦建德一面派人和王世充联系，内外相应；一面致书李世民，非常蛮横地要求唐军退至潼关，把侵占的地方还给王世充。

看李世民没有响应，于是在武德四年(621年)三月，窦建德亲率十余万大军西援洛阳，进屯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西)东广武山，并在板渚(今河南荥阳高村西北牛口峪附近黄河南岸)筑宫，与王世充相呼应，威胁唐军侧背。

面对洛阳坚城未下、窦军骤至的危急情况，李世民召集众将商议对策。

屈突通、萧瑀、封德彝等多数人认为:“我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王世充凭借坚城固守，不容易很快攻克。窦建德挟胜利之势而来，士气高涨锐不可挡，我军腹背受敌，不是好办法，不如撤退保守新安，以便等待时机。”

这是大部分将领和谋士的意见，他们害怕唐军两面作战，觉得没有战胜的把握。

这个时候唐宋州刺史郭孝恪说：“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

秦王府的主薄（今秘书）薛收说：“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建德亲帅大众，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致死于我。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

薛收(591—624年)，字伯褒，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人，是当时的才子之一。

他的父亲就是隋朝大名鼎鼎，连隋炀帝杨广也要妒忌的大才子、诗人、隋朝内史侍郎薛道衡。他的《昔昔盐》一诗，辞采绚丽，对仗工整，描写铺排，极为细腻，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成为千古吟诵的名句。

据说薛道衡临刑前，炀帝曾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父亲被隋炀帝赐死后，天下称冤。薛收发誓不仕于隋，隐居乡下。

李渊晋阳起兵后，薛收进入首阳山（今甘肃渭源县），聚集人马，准备响应，但事情被蒲州通守尧君素知晓。

尧君素因薛收是孝子，就将薛收生母囚禁起来招安他，薛收被迫回城。不久，尧君素想投靠王世充，薛收不愿随从，就潜逃出来，投奔李渊。

薛收归李渊后，受到房玄龄的赏识，于是就把他推荐给李世民。

李世民召见薛收，询问时政，薛收陈说天下大势，很合李世民的心意，于是李世民授他为秦王府主簿，兼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

当时群雄相争，李世民经常南征北伐，有关军事民政的檄文布告，大多出自薛收的手笔。薛收为文敏速，似有成竹在胸，马上写来，并无改动之处。

武德七年(624年)，薛收得病，李世民遣使问候，不绝于道，还命人用轿把他抬来，亲自为他披衣，与他叙谈往事。

不久，薛收病逝，年仅三十三岁。

李世民为之痛哭，遣使吊祭，赠帛300段。（此前薛收因为有功，被李世民赐予黄金四百斤。）

后来，李世民为秦王府十八学士画像时，曾感叹薛收早死，不得列于其间。

李世民即位后，又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

说明在李世民的心目中，薛收也是宰相人选之一。

这件事也说明了李世民对人才是多么重视，不吝封赏，虚位以待。真正有才华的人，在李世民手下，是可以一展宏图的，他手下有一个人才集团，可谓是人才济济，这也是李世民能够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的最重要原因。

郭孝恪也是唐初名将，他是李勣最先发现的，推荐给李世民。虎牢之战胜利后，因此迁任上柱国。后历任贝、赵、江、泾四州刺史，又入朝为左骁卫将军。

贞观十六年(642年)，郭孝恪出任凉州都督、安西都护、西州刺史。贞观十八年(644年)，担任西州道行军总管，擒获叛归突厥的焉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