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0日，清晨。

石洼乡派出所狭小的院子里比往日喧闹了许多。

获救的劳工们挤在一起，穿着派出所民警和乡政府工作人员凑来的各式冬衣，虽然不合身，但总算抵住了些寒意。

他们脸上依旧带着茫然与疲惫，但那双曾彻底熄灭的眼睛里，已隐约有了微弱的光。

院子里开进一辆半旧的面包车，车门拉开，下来三四个人，穿着深色的棉服，手里拿着文件夹和表格。老郑赶紧迎上去，和领头一位中年干部握手。

“王主任，辛苦你们跑一趟。”

“郑所长，别客气，这是我们的工作。”王主任是县民政局安置科的干部，他环视了一圈院子里的人群，神色凝重，“人都在这里了？”

“大部分都在，有几个伤得重点的，还在乡卫生院处理伤口，下午就能过来登记。”老郑答道。

陈默也从办公室走出来，和王主任简单寒暄几句，介绍了基本情况。

王主任带来的工作人员很快在院子里支起两张从教室搬来的课桌，摆开登记名册。

“乡亲们，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老郑拿着电动喇叭维持秩序，“这是县里民政局的同志，来给大家登记，办手续，安排住的地方，都别急，慢慢说清楚。”

劳工们怯生生地排起长队，队伍移动得很慢。很多人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需要工作人员反复询问、确认籍贯地址、家庭成员。问到家在哪里。

有人能清楚说出某省某县某村，也有人眼神空洞，颠三倒四，只能说出个模糊的地名，甚至只记得“村口有棵大槐树”。

张强排在队伍中段，他换上了一件旧的军大衣，额头的伤疤依旧显眼。

登记到他时，他说清了老家河南的具体地址，工作人员记下，给了他一张盖了红印的纸条：“拿着这个，下午去乡中学那边，安排你们暂时住教室，发被褥。”

快到中午时，登记才完成大半。王主任擦擦额头的汗，对陈默和老郑说：“情况比想的复杂点。十八个人，有五个能说清老家地址，家属也联系上了。”

“另外七个只能说个大概方向，需要发函协查。还有六个……沟通困难，像那个二傻和石头，根本问不出东西。”

陈默点点头：“能送回家的尽快安排，说不清来源地的，暂时安置，慢慢核实。那六个智力有障碍的，恐怕得联系福利机构。”

“已经跟市福利院通过气了，他们答应先接收，慢慢帮他们找家。”王主任叹口气，“真是造孽……”

下午，乡中学两间闲置的教室被打扫出来，摆满了行军床和崭新的被褥。劳工们被暂时安置在这里，乡里还联系了食堂，提供简单的热饭热菜。

对于这些在煤窑里啃惯了冷硬窝头的人来说，一碗热乎乎的白菜炖粉条，已是难以想象的美味。

乡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也被请来，给每个人做初步的身体检查。

结果令人揪心：几乎人人带伤，鞭伤、擦伤、冻疮随处可见，不少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和呼吸道感染，还有两个疑似骨折，需要尽快送县医院拍片确诊。

张强检查完身体，坐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看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树枝发呆。

忽然，校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女人带着哭腔的呼喊：“强子！张强！你在哪儿啊？”

张强猛地抬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踉跄着站起来，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着红棉袄、围着绿头巾、风尘仆仆的女人，正被一位民警领着，焦急地四处张望。

“桂芳？！”张强嘶哑地喊了一声，声音都在发颤。

那女人闻声转头，看到张强，先是愣了一秒，随即哇的一声哭出来，跌跌撞撞地冲过来，一把抱住他，拳头捶打着他的后背，哭得撕心裂肺。

“你个死鬼！你个没良心的！咋才信儿啊！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没了……我天天晚上睡不着，就怕……就怕你……”

张强这个在黑煤窑里挨打受骂都没掉过泪的汉子，此刻紧紧抱着妻子，眼圈通红，喉咙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围的人都默默看着，几个同样来自河南的民工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老郑别过头，对陈默低声道：“是张强老婆，接到我们所里电话，立马从河南坐火车赶来了，一天一夜没合眼。”

陈默沉默地点点头。这样的重逢，是这场灾难中为数不多的暖色。

同一天下午，县殡仪馆的停尸房里，气氛冰冷而压抑。

傻根的母亲，一位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腰背佝偻的鄂北农村老太太，在家乡民政干部和一位远房侄子的陪同下，看到了儿子。

老太太被人搀扶着，颤巍巍地走到停尸床前，掀开白布一角。

只看了一眼，她干瘪的嘴唇哆嗦起来，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哀嚎，枯瘦的手猛地抓住床沿，整个人软软地瘫倒下去。

“我的儿啊……我苦命的儿啊……走的时候还好好的……说挣钱回来给我治眼睛……咋就变成这样了……谁把你打成这样的……谁啊……”

老人被搀起来，瘫在椅子上，哭得喘不上气，浑浊的老泪顺着深深的皱纹纵横流淌，“老天爷，你不开眼啊……让我这瞎老婆子怎么活啊……”

陪同的侄子一边抹泪，一边努力劝慰。陈默和刘若凡站在稍远的地方，看着这令人心碎的一幕，都沉默着。

傻根的后事，由县民政局介入，协调处理。周秃头的资产已被冻结，后续的赔偿问题，将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对于二傻和另一个叫“石头”的智障民工，民政局的王主任表示，等他们身体状况稳定一些，会由专人护送，接入市福利院。

那里至少有基本的照料和温饱，远比流落在外或落入黑窑强。

傍晚，陈默联系了云溪市的法律援助中心。中心很快派来两名律师，愿意免费为这些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他们向周秃头及其同伙提起民事诉讼，索赔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虽然刑事案件是公诉，但民事赔偿这部分，需要他们自己主张。”

陈默对两位年轻律师说，“这些人没什么文化，很多连法院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全靠你们了。”

“陈教授您放心，这是我们的职责。”一位律师郑重地点头。

忙完这一切，天已经彻底黑了。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和晚饭的味道。

陈默回到派出所，看到老郑还在办公室伏案工作，桌上堆着厚厚的案卷材料。

“还没弄完？”陈默问道，拿起暖水瓶给自己倒了杯水，发现水已经凉了。

“快了，把今天安置的情况汇总一下，明天一早要报给县局和市局。”

老郑抬起头，脸上带着深深的疲惫，但眼神却很亮，“陈教授，这次真是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坚持要查，又派了若凡进去，这个黑窑不知道还要害多少人，傻根……可能就白死了。”

陈默摇摇头，在对面坐下：“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若凡、还有后来省厅的同志，少了谁都不行。特别是你，老郑，在石洼乡这么多年，没有你的底子，我们寸步难行。”

老郑摆摆手，叹了口气：“我就是个老片警，没多大本事。就是觉得……憋屈。”

“这周秃头、李满仓，还有乡里那个……唉，就在眼皮子底下，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之前却一点都没察觉？”

“不是没察觉，是阻力太大。”

陈默分析，“基层的黑恶势力，往往盘根错节，与某些权力环节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

他们熟悉本地情况，消息灵通，善于伪装和躲避监管。就像这个煤窑，藏在深山里，路口有岗哨，内部有打手，外面还有李满仓这样的人打掩护，常规的巡查很难发现端倪。”

他顿了顿，继续说：“而且，受害者群体特殊。外来民工，流动性大，与家人联系少，尤其像傻根、二傻这样的智障人员，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求助意识。”

“即使有个别人逃出来，像卫生院那个小伙子，也很快被他们抓回去，威胁恐吓，使得罪恶更难曝光。”

老郑深有同感：“是啊，下次开会，我得跟上面提提，对这种私人小矿窑、小砖厂，得搞个定期突击检查机制，不能光看报表。还有，对劳务市场、中介所，也得加强管理，杜绝这种黑招工。”

陈默点点头：“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还得加强基层治理，切断权力和恶势力的勾连，畅通监督和举报渠道。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关爱和保护体系。”

“比如，建立失踪人员快速核查联动机制，用人单位强制登记备案，社区定期走访等等。”

夜渐深，窗外寒风呼啸。老郑终于整理完材料，打了个哈欠。

陈默回到临时安排给他的那间简陋宿舍，坐在硬板床上，就着昏暗的灯光，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钢笔尖在纸面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写下标题：“2006年石洼乡‘12·19’黑煤窑强迫劳动案总结与反思”。

他简要回顾了案件脉络：从最初调查外来民工失踪，到发现黑驼山煤窑线索，再到刘若凡冒险潜入获取关键信息，最后联合行动端掉窝点。他重点分析了此案暴露出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监管严重缺失。该煤窑无任何合法开采手续，属私挖滥采，却长期存在并运作。相关职能部门日常监管流于形式，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暴露出对偏远地区小型矿场、用工单位的监管存在盲区和漏洞。

二、基层权力与黑恶势力勾结。村干部李满仓、乡企办相关人员为煤窑提供庇护，通风报信，阻挠调查，成为犯罪活动的‘保护伞’，致使违法行为得以隐匿和持续。

三、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机制缺位。受害者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及智障人士，自身维权能力极弱，社会关注度和支持体系不足，使其更容易成为剥削和侵害的目标。失踪人员排查机制不完善，救助渠道不畅。

四、执法协作与反应机制有待加强。初期调查因地方保护主义受阻，跨区域、跨层级警务协作效率仍需提升。针对此类具有隐蔽性的团伙犯罪，侦查手段和预案需进一步优化。”

写到这里，陈默停下笔，沉思了片刻。然后，他继续写道：

写完最后一句，陈默合上笔记本，揉了揉发涩的眼睛。

窗外，石洼乡的冬夜寂静而漫长。但在这个寒冷的夜晚，至少有十几个人，暂时脱离了苦海，获得了温饱和安全，看到了渺茫却真实的希望。

他知道，改变并非一蹴而就，黑恶势力的土壤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彻底铲除。但这个案件的侦破，至少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阳光得以照进那个黑暗的山坳。

他也知道，自己的工作还远未结束。这份总结报告，他将带回学院，作为教案，也作为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依据。

刑侦的意义，不仅在于回溯罪恶，更在于守望光明。

他吹熄了灯，躺倒在硬板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久久无法入睡。